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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化:学术研究的急所

1998-12-02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宋洪印 我有话说

从洋务到维新,再到资产阶级革命,并最终演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,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求存图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剧。站在走向新世纪的峰巅,重新审视这巨大的变迁,我们可以看出,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,同时也是现代化或现代化思想的由无到有、再到深入的艰难历程。这一历程比西方晚了两百年,但却也决不简单机械地仿照,我们和西方那创造型的现代化同样地经历了曲折和反复,痛苦和思索。

西方的现代化可以称之为内源性现代化,社会内部有一种自发的驱动力,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主体的选择渐趋无垠。这在韦伯记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及为何只在清教徒国家产生时,显得无比贴切,合情合理。而中国的现代化,动力却最初不在于内部,不是内部需求合乎逻辑地健康发展,这是一种传导型的外源性现代化。它只是工业文明的优势在神州国土上肆虐的展示威力之后,天朝大国上自权臣下至市井的恐慌惊悸之余,才不得已而渐渐明白所必须走的路。这是一种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社会变革,因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悠久,因政治经济的结构对现代化有深刻的障碍,便不可避免地使这现代化进程九曲回旋,几至夭亡,再加之以民族危亡,现代化更是在百年中国时续时断,终未汇成最强音的支流。所以,当历史把转变一个民族命运的机会留给了历尽艰难的中国时,世纪末的曙光终于出现,对于现代化的认同已是经历百年经验总结之后的洪流滚滚了!

思想家的天职是清除历史发展中的思想障碍,总结一个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得与失。从宏观的世界角度看中国,解放思想的任务到今天依然十分艰巨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提出解放思想?那就是说,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。在保持民族自尊的前提下,我们不能忌讳自己的弱点,激进与保守,理性与冲动,体与用,自大与自卑……诸多困扰的问题在现代化的研究中尤为突出,也曲曲折折地反射着整个民族心理上的自大与脆弱。

北京大学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,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课题组,在罗荣渠先生的领导下,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了罗先生的《现代化新论》、《现代化新论续篇》;与董正华合著的《东亚现代化:新模式与新经验》,与牛大勇合著的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》,以及罗先生主编的《从西化到现代化———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》等著作。罗先生提出的透彻现代化问题的新历史观:一元多钱发展观,具有开创性意义。另外罗先生论著中对于世界现代化过程轮廓的勾勒,对于社会变迁形式的新的归纳,对于两类不同的现代化进程的界说,都具有使人耳目一新、顿开茅塞的功用。

理论不能代替实践,现代化研究当然也不能代替潮起云涌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,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,便也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。关于现代化的研究,是否可以作为目前学术研究的“急所”,也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尽到一份理论的力量?从洋务到维新,再到资产阶级革命,并最终演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,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求存图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剧。站在走向新世纪的峰巅,重新审视这巨大的变迁,我们可以看出,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,同时也是现代化或现代化思想的由无到有、再到深入的艰难历程。这一历程比西方晚了两百年,但却也决不简单机械地仿照,我们和西方那创造型的现代化同样地经历了曲折和反复,痛苦和思索。

西方的现代化可以称之为内源性现代化,社会内部有一种自发的驱动力,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主体的选择渐趋无垠。这在韦伯记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及为何只在清教徒国家产生时,显得无比贴切,合情合理。而中国的现代化,动力却最初不在于内部,不是内部需求合乎逻辑地健康发展,这是一种传导型的外源性现代化。它只是工业文明的优势在神州国土上肆虐的展示威力之后,天朝大国上自权臣下至市井的恐慌惊悸之余,才不得已而渐渐明白所必须走的路。这是一种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社会变革,因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悠久,因政治经济的结构对现代化有深刻的障碍,便不可避免地使这现代化进程九曲回旋,几至夭亡,再加之以民族危亡,现代化更是在百年中国时续时断,终未汇成最强音的支流。所以,当历史把转变一个民族命运的机会留给了历尽艰难的中国时,世纪末的曙光终于出现,对于现代化的认同已是经历百年经验总结之后的洪流滚滚了!

思想家的天职是清除历史发展中的思想障碍,总结一个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得与失。从宏观的世界角度看中国,解放思想的任务到今天依然十分艰巨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提出解放思想?那就是说,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。在保持民族自尊的前提下,我们不能忌讳自己的弱点,激进与保守,理性与冲动,体与用,自大与自卑……诸多困扰的问题在现代化的研究中尤为突出,也曲曲折折地反射着整个民族心理上的自大与脆弱。

北京大学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,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课题组,在罗荣渠先生的领导下,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了罗先生的《现代化新论》、《现代化新论续篇》;与董正华合著的《东亚现代化:新模式与新经验》,与牛大勇合著的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》,以及罗先生主编的《从西化到现代化——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》等著作。罗先生提出的透彻现代化问题的新历史观:一元多钱发展观,具有开创性意义。另外罗先生论著中对于世界现代化过程轮廓的勾勒,对于社会变迁形式的新的归纳,对于两类不同的现代化进程的界说,都具有使人耳目一新、顿开茅塞的功用。

理论不能代替实践,现代化研究当然也不能代替潮起云涌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,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,便也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。关于现代化的研究,是否可以作为目前学术研究的“急所”,也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尽到一份理论的力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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